【摘要】按照美國喬治敦大學學者Shelanski對社會之於媒介兼並問題的態度模式分類（效率主導模式和民主模式），1929年《新聞報》股權事件表明，中國社會對於報刊兼並的態度是強烈地偏向於民主模式的。這種偏向是輿論觀念、政府力量和商界力量合力的結果。因此，討論中國近代報刊經濟的發展，不應該把報刊混同於一般的企業，完全以經濟的視角予以考察，反過來完全置於政治視角，也可能是過猶不及，而應充分考察社會政治的復雜因素是如何形塑瞭中國近代報刊經濟的面貌。
【關鍵詞】《新聞報》股權紛爭；政治化；經濟利益
1929年上海《新聞報》股權易主引起瞭一場巨大的風波，它的買主一會兒說是某反動分子，忽而又傳是《申報》總經理史量才。包括政府和商界在內的各方力量介入幹涉報紙股權的買賣問題。史量才最終成為《新聞報》的最大股東，但卻無法染指該報的日常編輯出版事務。報紙的經濟兼並引起社會與政治力量廣泛的幹涉，在中國新聞史上，1929年的事件不僅是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美國喬治敦大學學者Shelanski認為對媒體兼並是否采取管制的態度，取決於人們對於“公共利益”的兩種態度——效率主導模式（efficiency-oriented model）和民主模式（democracy model）。效率主導模式認為媒體最大的任務是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偏好，面向市場，社會應當解除對媒介的管制，給予最大的自由度；民主模式則認為媒體應確保人們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不同的聲音，確保媒體成為公共事務的協商平臺，媒介兼並需要受到各種限制。[1]於是，社會對媒體所有權問題的態度，就轉變為這個社會的報刊觀念究竟如何，認為媒體最重要的功能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當兩者發生沖突時，需要首先考慮保障哪種功能。那麼，中國近代社會對於報刊兼並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其原因又是如何？1929年《新聞報》股權事件就給我們提供瞭一種機會，以審視中國近代報刊企業化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形態的深層次的社會政治根源。
上海報業的壁壘和平衡
賴光臨說：“民國十六年（1927年）以後，新聞事業發展為不斷的競爭，並各謀事業基礎的建立，國內各大報紛紛改進本身的組織，將私人經營改變為公司性質，資金十萬乃至數百萬，並自建永久性的新廈，采用輪轉機印報，宏展規模。這是新聞事業發展史上，很值得重視的現象。”[2]97這很值得重視的現象，是指報刊作為一個經濟部門，而不是言論機關發展起來。
20世紀20年代後期上海報業的商業化程度又如何呢？據《中外報章類纂》社調查，1927年全國華文報紙每日發行共有628種，其中北平125種，漢口36種，廣州29種，天津28種，濟南25種，上海23種。[3]53上海近代報刊是比較發達的，但與北京相比，零頭都不到。除政治因素之外，上海報業進入的壁壘高，也是重要原因。銷量位於第一、第二位的《新聞報》、《申報》在1928年，都已在15萬份左右，第三位的《時事新報》不過3萬份，《民國日報》還比不過《時事新報》。上海報業的格局基本上是寡頭壟斷。《申報》於1918年、《新聞報》於1928年均建成永久性大廈，對《申》、《台中馬桶不通新》兩報來說，報館已經是一筆龐大的資產。與《申》、《新》兩報要展開競爭，也絕不僅僅是幾個同人集資就可以辦到的瞭。於是，《申報》、《新聞報》作為商業大報的持久地位，也不僅僅是其內容編輯和經營方式可以解釋的瞭，他們在企業化道路上的先行者身份，形成瞭資本的積累，這種資本的積累無形當中成為其他商業報刊進入上海報業並取得成功的壁壘。
不過，上海報業並不是一個獨占的市場，《申報》和《新聞報》在銷量上旗鼓相當，確保瞭一定程度的競爭，維持著某種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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